“黑命攸关”运动背后,潜藏的依然是经济结构的不平等

日期:2020-11-20   来源:互联网

撰文 | 刘亚光

由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运动席卷全美并波及全球,这一运动从最初集中针对反种族歧视话题开始,逐渐扩展伸延至对美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不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进行的反省。

7月7日,还包括福山、乔姆斯基、J.K罗琳等文化圈知名人士在哈泼斯杂志上联名签订了一封取名为《论公正和公开辩论》的公开信,指出当下的抗议运动已经出现了极端化的偏向,维护社会多样性的“政治准确”被疯狂的抗议者用来作为挟持言论自由的武器,使得文化圈人士频频受到苛刻舆论的伤害。他们指出,一种“打压文化”(cancel culture)已经失去控制,开始审查文化界创作出的作品。(下文可见《乔姆斯基、福山、J.K罗琳等文化界人士发表联名信,抵制抗议南北过激化》)

而就在7月10日,另一封公开信在The Objective刊载,公开信的名字与哈泼斯公开信针锋相对:《有关公正和公开辩论的更具体的公开信》,公开信的签订人多达160人,多为新闻工作者。他们认为哈泼斯公开信认为的这些担忧并不成立,这只不过反映出签署哈泼斯公开信的这些“社会精英”并不能像他们一样对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群的处境感同身受。作为掌握更大话语权的一个群体,哈泼斯公开信的签署者们并没承担起他们应当分担的社会责任,而是企图阻止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谋求公平的行动,之后为社会的不公正辩护。

The Objective 《有关公正和公开发表辩论的更具体的公开信》

哈泼斯公开信和“反哈泼斯公开信”构成的对立是这场抗议运动的一个缩影。

回顾近两个月以来的新闻,从《乱世佳人》下架、《老友记》编剧因角色阵容缺少种族多元性而道歉,到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等一众历史名人的雕像被移除或拆掉,再到J.K罗琳被指不尊重横跨性别者的言论遭哈利波特粉丝牵头抵制、知名学者斯蒂芬·平克被指发表种族歧视的言论,对抗议运动的支持与对“政治准确”过加剧的忧虑普遍经常出现在这些为公众舆论所注目的热点事件中。美国社会各个群体间的共识也在多场激烈的论辩中遭遇冲击。

然而,笼统地将这一系列的争端概括为对合理的“政治正确”的反对与对过度的“打压文化”之间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恰恰是矛盾激化的原因之一。

我们今天将从这两封公开信的隔空交战入手,总结和辨别这场抗议运动在文化界引发争议的重点事件,呈现不同事件背后立论双方的具体诉求及其合理性。这种梳理和呈现必然无法为围绕“政治正确”议题的争辩获取某种定纷止争的结论,在美国,围绕“政治正确”这个主题的争辩旷日持久,也预见悬而未决。但这种梳理与反思本身,有可能比获得确凿无疑的“答案”更重要。

学者的思维,

可以与公共立场独立国家吗?

哈泼斯公开信的签署者中,包括斯蒂芬·平克、福山、乔纳森·海特等都是鼎鼎大名的人文社科学者,信中所提到的“学术编辑因为编发有争议的文章就被辞退,大学教授在课堂上提到文学作品就被审查”等观点,也直接指向了这场抗议运动对学术与思想自由的钳制。然而,人文知识分子的思维真的可以几乎与其公共立场独立吗?

美国知名学者马克·里拉想必不会得出反对的意见。他考察了20世纪的知名学者如何用自己的思想助推了许许多多屠杀的构建。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近年来许多史料陆续考古后,海德格尔为纳粹的统治者背书的嫌疑遭到了诸多的批评。批评者们甚至认为他所使用的许多哲学语汇例如“土地、天命、共同体”等都是纳粹惯用的词汇。里拉也认为,海德格尔误将自己修复西方传统的崇高决意,移往到对纳粹建国决心的尊重上。知识分子的才智并不时时刻刻用作建立一个健康、良善的公共空间,而极有可能推展共识的分化。在里拉看来,在或许上,知识分子对科学知识狂热的“爱欲”有可能使得他们助长的恶更为极端。

《当知识分子遇上政治》 马克·里拉著,译者: 邓晓菁 / 王笑红,版本: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2014年7月

诚然,在此次抗议运动中遭到指控的知识分子未必涉嫌助推“惨无人道”的屠杀,但里拉的论述提醒我们反省知识分子与公共立场之间的关系。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思想自由固然极为重要,但这似乎并不意味著他们可以免除身为思想者的道德责任。著名学者托马斯·索维尔曾经表达过和里拉类似于的忧虑,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显然应当在某种程度上从事独立国家于社会现实的思考,尤其是作为与“理念”做事的人文知识分子。如果用韦伯的区分来看,他们更多理会一种“信念伦理”的召唤,在悬隔诸种社会条件制约的情形下,探索社会现实发展的多种可能。然而仅仅理会信念伦理的召唤却恰恰有可能让知识分子沦为社会打压的同谋,在“自由、独立国家地形成合乎自己价值认定的理论”的基础上,知识分子必须应该考量“责任伦理”——即自己的“独立思考”不会对社会产生怎样的贯彻影响?在这种均衡中,学者的思考才能真正引导社会南北良善。

考虑到当下社会繁盛的媒介和资讯流通的迅捷,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对社会观念施加的影响更应当引起社会公众以及知识分子自身的警觉。索维尔指出,知识分子往往被社会公众指出具备低于普通人的知识水准,而他们自身也极容易确认自己在某个领域特殊知识的通晓需要普遍化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大众媒介与知识分子的联合也不会缩放其思想的社会影响。

前不久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大卫·斯塔基因为在拒绝接受专访时声称“奴隶制并没导致种族灭绝,许多黑人依然得以生还”而遭到出版商的牵头抵制,并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中止会员资格。伦敦市长候选人贝尼塔就指责其“欺诈了公众人物的身份公开发表不当的种族主义言论”。而早在2011年时,斯塔基就曾在颇具公众影响力的BBC晚间新闻中声称“白人正在逐渐变成黑人”,使得BBC一时之间沦为众矢之的。

在“反哈泼斯”公开信中,我们同样能看到,反对者们进攻的重要目标正是签订哈泼斯公开信的知名知识分子们所享有的的话语权。信中强调,哈泼斯公开信的签署者“多数是富有的白人,享有大量的公开发表意见的机会”,同时,《哈泼斯》杂志拥有巨大的声望,“有金钱和影响力作为后盾”。它“决定不把它的平台给那些被边缘化的人,而是给那些已经拥有大量追随者并且有足够机会表达自己观点的人。”

《知识分子与社会》 托马斯·索维尔 著,中信出版社 2013年8月

除此之外,考虑到人文社科知识的流通对社会观念形塑的巨大作用,学者们通过科学知识生产而生产的隐形权力同样引起许多群体的忧虑。

这一点在近日斯蒂芬·平克遭遇的指控中反映的尤为明显。指控者声称,在平克的畅销作品《人性中的心地善良天使》中,他用科学的方式企图论证人类的暴力正在不断增加,而忽略和歪曲了黑色人种依然面对暴力压迫的事实。然而这一指控也步入了许多批评,例如,如果一名学者因为通过科学的方法论证出了某种并不合乎“政治准确”的结论而遭到指控,这是否是一种对学术自由的伤害?针对这一观点的争锋,学者林垚在一篇文章中提供了一种较为折中的观点。他指出,一些可能影响到少数群体利益的结论(比如“男女智力有别”)往往冲击着既有的社会共识和价值观念,对其进行更严苛的审视应该是人之常情。更重要的是,在媒体发达的时代科学研究的影响并不会局限于象牙塔内,其结论会切实地影响社会生活中涉及人群的切身利益,因此对类似于的结论更为谨慎也是必要的。

不难找到,作为此次抗议运动中频频引发舆论争议的一系列“文化名人遭遇指控”事件的背后,潜藏着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与他们所需要担负的“公共责任”之间的深刻张力。哈泼斯公开信和“反哈泼斯公开信”之间的交锋或许很难判断出谁败谁胜,但它呈现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在一个学术与社会联系愈加密切的社会,知识分子应当如何新的思考自己的身份和言论,以及社会对知识分子应当如何抱持合理的期望。

拆掉雕像与下架影视:

仪式化重在实际起到的行动?

与公共文化涉及的另一系列争议事件和推倒雕像与影视下架有关。在此次抗议运动中争辩的各方或许都否认,不断扩大的“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指向的其实是一个长期扎根于美国历史中的系统性社会不公问题,这也说明了为何此次抗议活动的许多诉求都指向“过去”。

在西奥多·罗斯福等名人的雕像被去除或拆掉、著名影片《乱世佳人》被短暂下架等新闻事件中,一种反对的声音非常引人注目:对于“有争议”的历史,我们处理的方式难道只有“否定”它,而无法带着抨击和理解的视角审视它吗?对于镇压历史上根深蒂固的系统性不公平,拆掉雕像是否仅仅是一个仪式化重在实际作用的行动?

围绕推倒雕像意义的争论,使得纪念雕像在公共空间中扮演的角色这一问题突然显得最重要。矗立于公共空间的文化雕像并非普通的记忆媒介,它的公共属性决定着其分担着承传乃至“塑造”集体记忆的最重要功能。如同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言,集体记忆存在的形式虽然是复数,但构成许多有所不同历史的统合框架的历史记忆却以单数的形式不存在。这种“整合框架”恰恰是公共雕塑充分发挥的功能,正如记忆研究的另一名最重要的学者阿斯曼所述,在个体那里,鲜活的记忆是不平稳而随机发生的,然而,一旦它们转化成纪念碑、博物馆、档案等物质媒介支撑的文化记忆,则会受到一个“有目的的回忆政策或消逝政策的控制”。其中“包含着回想的变形、缩减和工具化的危险”。

更重要的是,雕像并不独自承担这种获取集体记忆框架的功能,它对集体记忆的作用必须联系雕像所处的特定空间,以及在空间中参与雕像凭吊的人群的活动来看来。对于雕像的参观者来说,与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的人们一起看著雕像,读者雕像信息的指示牌,倾听讲解员的历史描述,这些通过参予集体活动的形式生产的具身经验在无形中会对参观者产生强大的历史献身。

阿斯曼在《回忆空间》 中就提及过这种经验:“文字的或视听的媒介不能传达的东西,在历史事件发生地必要地对参观者扑面而来”,在这样的空间,历史作为一种体验来感觉,“感官上的具体性以及情感上的色彩把对历史科学知识的纯粹认知方面的理解,强化为一种个人的兴趣以及关怀”。主张拆除雕塑的学者詹姆斯·道格拉斯(James Douglas)就认为,这种雕塑对公共空间的占有是“一种白人对非裔美国人权力的公开发表展出”。针对《乱世佳人》的许多指控同样包括了这种对种族歧视观念占据公共空间的担忧,《界面文化》的一篇文章也指出,时至今日,好莱坞的许多电影中对于黑人的刻板种族主义依然存在,其对社会长期的文化渗入可能减缓文化和社会变革的速度。从这个意义上,拆掉雕像或许并不只是一种仪式化的派对,反对拆掉雕像的许多声音也从或许上忽略了公共的“记忆之所”对于集体记忆塑造成的强劲力量。

《回想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 阿莱达·阿斯曼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3月

然而,推倒雕像行动能否完美构建自身的愿景依然存疑。

行动的暴力偏向有扩大化的风险,更被许多学者担心其背后的“滑坡逻辑”会造成历史的虚无。如果以今天的观点检视,过去的许多文艺作品、历史人物的不道德都可能被视作“政治不准确”,那么人类的历史是否应该整体清除一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观点认为,对历史纪念物保守的“废止”在某种程度上也生产了自身的悖论。《新京报书评周刊》的一篇文章即指出,在一个数字媒体参予公众记忆构建的时代,推倒雕像的人们打开手机摄像头,用无数流通于社交媒体上的影像记录下来,在无形中塑造成起了新的雕像,屈辱的历史似乎并未如义愤填膺的行动者所愿被清理,而是变得更为确认和无可变更。如克里斯托弗·波米扬所言,成为“废弃物”在此可能并非是雕像最坏的宿命,物理上的损毁和去除或许让雕像对黑人屈辱历史的美化暂时被去除,但影像的流通却使其重新被功能化,成为这段屈辱历史的另一种亲眼。

是否有一种更好的方式对待这段有争议的历史?作为一名非裔教授,美国莱斯大学“种族主义与种族经历研究”项目主任托尼·布朗认为,单纯蛮横地移除雕像不仅无助于唤起人们对种族不公的反省,终究不会削弱这种反省。“我们偏向于装修我们的历史,我们倾向于指出‘种族主义’不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这种行动让那些推倒雕塑的人认为:我们做的已经充足了”,拆掉雕像的行为生产的自我打动让人们高估这一象征行为的实际意义,掩盖了真实问题的复杂性,因为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事实无不在提醒着人们种族公平依然是遥远的目标。布朗指出正视历史才能够让公众充足推崇这些不平等,应当将这些雕像“摆放于一个具备特定语境的空间”,并加以更为严肃地阐释,用更公允的故事情节来获取历史的警告。

布朗的话交织了历史学家尼特哈摩尔和前文提到的阿斯曼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博物馆里固有的距离感会天然阻止“一种必要的、工具性的尊重联系”,帮助人们摆脱狂热,对投向过去的武断视角展开调整和抨击。其实,在整个抗议运动开始之后,还包括奥兰多橘县地方历史中心、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在内的多家博物馆都开始了对抗议行动物品的收藏行动。对此,圣母大学的学者Maggie Shum的观点颇值得我们思维,Shum认为 ,将这些物品从动态的街头抗议运动中抽离出来并运送到博物馆中,可能会“混杂这些物品置身的历史情境的完整性”,因此如何运用恰当的策展方式呈现出这些物品,是“博物馆值得思考的课题”。

坐落于美国休斯敦的非裔美国人博物馆,政府曾将一座名为“邦联精神”的塑像移除并陈列至此,以告诫人们铭记种族主义历史。

或许,这才是拆掉雕像行动启动的一个更有价值的公共反省。

如果说公共雕塑与其放置的空间的连结制造的强劲历史感召力令拆掉雕像者们忌惮,那么为雕像新的创建一种更为公允的历史语境和叙事的可能性同样有一点探寻。无论如何,在在乎“引雕像到底能无法转变不公平”“推倒哪些雕像才不顾一切”之外,这种对于用何种方式书写和传承社会公共记忆的方式的反思和探讨将有可能让公众收获一种看来历史的谨慎和脆弱。

“黑命攸关“,是矫枉过正,还是必要的镇压?

以上两大围绕“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展开的辩论其实质都指向了“政治准确”否过度这一显然问题。自上世纪美国平权运动以来,它逐渐沦为社会各界需要遵循的极为重要的原则,要求社会各界不得对社会弱势群体、少数族裔等发表歧视性的言论,它本身显然构成了一定的限制,但从另一方面,它也是对少数族裔、非主流文化的一种重要的维护。如何在恰当维护少数族裔的情况下不对言论自由产生过度的危害,始终是美国思想界和舆论界面临的棘手难题。

“政治准确”的过度恰恰是哈泼斯公开信所竖起的靶子。然而,“反哈泼斯公开信”认为,哈泼斯公开信“使用了有诱惑性、但模糊不清的概念和隐晦的语言来掩盖他们言辞背后的实际意图”。哈泼斯公开信所明确提出的“对公开发表辩论的扼杀和对接纳分歧的摒弃”仅仅是一种笼统的姿态,而有意回避了辩论明确的问题。

《大西洋月刊》的一篇评论就指出,哈泼斯公开信由掌控话语权的名人们签定,他们常常有权力去界定何为“认同”,何为所谓的“封杀文化”。而在现实生活中,“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支持者们并没有充足的强制力对这些精英构成真正的威胁,“他们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组织的相结合,而不能倚赖言论的力量”。学者常江曾在一篇文章中对“Metoo运动过激化”的批评也进行过类似的对此,在他显然,“Metoo运动”并不是在强制性权力的的组织下发动的,其过激化的后果被舆论所夸大。同时,《卫报》的评论亦指出,哈泼斯公开信有意图形精英们遭遇的困境,然而却没比较他们所遭遇的一时的风险与他们的批评对象所遭遇的长期结构性不平等之间的分量关系。

事实上,这种讽刺话语的模糊性在许多的事件当中似乎都有迹可循。《书评周刊》的另一篇文章辩论了CK发售史上首位白人大码变性模特儿贾里·琼斯所引起的争议,文章指出,许多人对于琼斯“过分政治准确”的评价更多沦为一种嘲讽和指责,遭遇了污名化。然而,“政治正确”的话语自身同样也经常出现了许多类似的模糊性。《书评周刊》的一篇文章认为,在J.K罗琳针对跨性别者的争议性言论引起的讨论中,罗琳显然在某些方面侮辱了跨性别者的感情,但她的某些观点的明确意思其实也遭遇了抵制者一定的曲解。例如,罗琳强调人们过分注目社会性别却忽略生理性别,这一观点却被许多批评者贴上“罗琳忽视社会性别”的模糊标签。对于许多“政治正确”的保守捍卫者来说,似乎“不表示反对”则意味著“反对”。

在学者崇明的《宽容与自由主义》一文中,他曾将“政治准确”话语的这种激进化趋向界定为一种由对尊重的主张造成的“不尊重”,真正的尊重其实并不意味着彻底“取消抨击”。换而言之,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应该允许社会对其主张的价值抱以宽容但并不“积极采纳和主动赞成”的态度。当然,这一界限的掌握是极为困难的。正如崇明所言:“宽容的前提是对不尊重对象的某种反感和批评,没抨击不构成宽容,这是宽容的悖论,也是尊重的困难所在”。有关问题的讨论,其实同样呈现出了公共讨论“尊重”问题有一点深思的内在张力。

这种“尊重与斗争”之间的张力正是“政治准确”话语在当下面临的难题。总结“政治正确”的发展历史,20世纪60年代的一系列民权运动强化了对于有色人种、女性等的维护,但致密在实际生活中的种族歧视却需要日常话语层面的变革来实现,时至今日,不可否认,在一个少数族裔、弱势群体仍然遭遇结构性压迫的时代,“政治正确”提供的话语抗争依然十分重要。然而,它同时也遭遇着越来越多的批评,原本致力于超越主流话语霸权、实现话语层面多样性本身却不存在压制多样性的风险。

马克·里拉在另一篇文章《身份自由主义的终结》中就提及,“身份政治”已经不再能沦为凝结共识的稳定基础。对“政治准确”话语的过分特别强调使得人们更多推崇个体身份超过对社会面对的公共议题的关注,“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甚至在他们有个人尊重之前,就被希望去谈论他们的个人尊重。到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很多人指出多元性话语已经所求了政治话语,以至于他们竟然对阶级、战争、经济和共同贤这些长久的问题深感无话可说”。他主张用“公民自由主义”的建构超越以身份作为基础的“身份自由主义”,然而无法规避的是,任何公共性的问题似乎都难以几乎与身份问题管理体制,里拉的方案在另一个层面突显了“政治准确”的合理限度这个难题。

《西方“政治准确”的反思》 许纪霖/刘擎 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年5月

那么,正再次发生在美国的一切究竟是“适度的政治正确”还是“过度的封杀文化”?对这一问题本身的反省也许比获得这一问题的答案更有意义。《澎湃思想市场》刊发的一篇文章就锐利地指出了“政治正确”这一话语框架和这个问题本身的虚伪性。文章认为,“政治正确”这一话语原本是西方语境下左翼群体内部的“自黑”,然而从八十年代开始,“政治正确”一词开始经常出现了相同的用法,即由保守主义右派用作污名化和指控左派。当保守主义谴责左派大搞“政治准确”时,其实对于许多他们自身施加的“政治正确”压力视而不见。例如,当许多人指责CK搬离大码模特是屈服于政治准确时,其实忽略了父权社会的“主流审美”原作的“美”的标准长期以白人男性凝视为先有可能才是仅次于的“政治正确”。或许,对于这一系列跨越美国历史且预见悬而未决的议题——不论是环绕知识分子立场的辩论,还是“该不该引雕像”的讨论,抑或对何谓“政治准确”的限度的探讨,揭露被话语框架抽象化、模糊、歪曲的真实诉求,拒绝接受对异议人士者的观点进行蛮横武断的标签化,都远远比取得一个确定的讨论结果更最重要。

当然,环绕“政治正确”话语进行的争论不仅仅是一个牵涉到话语的问题,潜藏于有所不同身份之间进行的话语争夺背后的依然是实实在在的经济结构中的不平等。正如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在《故土的陌生人》中所描述的,信仰基督教的底层白人深感自己实现“美国梦”的机会正在被社会的边缘群体褫夺,而这种底层白人的愤怒一定程度上就指向了被精英自由派倡导的这种对有色人种、难民等的类似保护。存在于美国社会的这些政治心态助推了特朗普的崛起。而“政治正确”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于在话语层面对其“合理限度”的批评,更最重要的也来自于现实社会中如何解决经济不公平的难题。

撰文 刘亚光

编辑 走走 徐伟

校对 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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